当然还有故事讲述的时代。共和国长子曾经如何、如今怎样,“静谧的城郊,废弃的矿坑,像一只巨大的碗,掉漆的铜雕和空荡的碗底是城市的落款。”当面对近乎家破人亡的命运,“王响们”又要如何处理这样重的伤?面对无法回避的痛苦,“当尘埃落下来时,普通人做到‘往前看’,就是对各自头顶大山的抵抗。”如此创伤性的经验,之于后疫情时代的人们来说,不可谓不是一种心灵创伤的共同治愈。电影《长江图》的导演杨超说:“假设世界上有100部电影,我认为其中90%都是类型片,就像“燕京”“雪花”,这种工业啤酒,而另外10%里的8%是文艺片,其实是软类型片,合在一起构成了’商业电影’。而剩下的2%才是艺术电影,它的电影市场非常差,是它的宿命,它本来就不是普罗大众的,它就应该像“精良啤酒”一样,是私人性推导出来的、是小众的。艺术电影的本能、职责和使命就是做自己那件事,只要你做了,对电影艺术就尽到了责任,对世界电影也尽到了责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