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社会舆论场中,青少年动漫受众常被看作一个或值得理解、或应当批判的小众群体,他们普遍地带着一种耽于幻想和逃避或暂避现实的气质。反过来,“老二次元”们又会不无揶揄地将同龄人中的动漫圈外行称为“现充”(即“现实生活充实、对二次元亚文化则浅尝辄止”的人)。但如果不能跟构成社会大多数的“现充”产生共鸣,《铃芽之旅》最多只能困在亚文化特殊语境的“黑话”阈限里,接受单边凝视,无法赢得社会现象级的关注。在电影学者石川看来,金庸虽然是一位香港作家,但在他的作品中,大量的故事都是以内地为背景的,“无形当中,他把当时受殖民统治的香港,跟内地连接起来了。里面的中国人的做派、衣食住行,从学术的角度来讲,不管是小说,还是他的电影,都为当时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当地人,提供了一种中国的想象和中国的记忆,这对于维系华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身份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。”